◆ 王雪

日本自上个世纪90年代陷入“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衰退，经济至今尚未从后遗症中完全恢复。值得关注的是，在此前后，日本政府曾于两个阶段实施了国内扩大内需战略与政策。

首先，来看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985年到1990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尽管处于较高的景气状态下，但由于1985年9月签订的广场协议直接导致了日元急剧升值，致使日本经济遭受极大冲击。为应对日元升值和日益激化的国际贸易摩擦，日本政府实施了第一次以内需扩大为主导的政策。

其政策大致包括四点：第一是从战略层次提出构想，主要针对中长期发展过程的矛盾。1987年，日本经济企画厅明确提出了“从外需依存向转换为内需主导战略”。这意味着政府企图从一开始在比政策更高程度上干预经济过程。第二是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推进调整。1988年，日本通产省产业政策局系统提出了“构筑内需型产业结构”的设想，其中特别强调要对新的内需型产业发展和外向依存型产业向内开拓给予资金、财税、信息、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第三是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质量提高为主要的政策切入点。政府提出了“建设和完备国民生活环境”的设想，具体措施包括增加政府“住宅金融公库”的贷款额度，推行地方公债来修筑下水道、电力、煤气等公共设施，大力充实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投资，促进企业提高工资，鼓励发展进口，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等。第四是对前景报有较高的乐观预期。当时虽提出了扩大内需是为了防止衰退的看法，但实际上政府和民间的普遍看法都对日本经济前景充满乐观预期，几乎没人相信衰退会真的到来。正因为如此，政府在内需扩大的同时采取了大力鼓励过剩资本向海外投资的政策。

现在看来，日本这一阶段的扩大内需政策是不成功的，实际上既未起到平衡贸易黑字的作用，也未能化解当时已经高度累积的泡沫经济成分。与此同时，1989年，日本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和改善财政状况而开征的消费税，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努力。

其次，来看第二阶段，也就是从1990年至现在。这段期间，日本政府启动了第二阶段的内需扩大政策。这一阶段的国民经济增长情况呈现为衰退——虚假复苏——再衰退的特征。

从宏观经济来看，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中的泡沫成分破灭，衰退急速显现。日本国民经济年增长率从1990年的5.6%急剧下滑到1993年的0.2%。1997年至1998年，日本扩大内需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判断严重失误到被动纠正的重大反复过程。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剧，防止衰退已刻不容缓，日本不得不对“重建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调整，冻结《财政结构改造法》，再次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1999年初，日本在1998年通过的补充预算额合计已达到破记录的82万亿日元，其中1998年底前已落实的扩大内需预算就达40万亿日元。但由于世界形势的动荡和1997年错误政策的影响，1998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惯性下滑至负2.5%。

另外，在这一阶段，阻碍实现日本内需主导型增长的最大原因是工资低迷。由于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已到退休年龄，产生了抑制效应，但即使考虑到这种技术性因素，与以前的景气回升相比，工资低迷依然显著。对于这种工资动向，90年代以来形成巨大潮流的非正规雇用和全球竞争激化固然起到很大作用，但是非制造部门和中小企业劳动生产率低这一产业结构上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占日本就业人口80%的非制造业，除房地产、电力、煤气等以外的服务相关产业，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制造业低，而且上升停滞。其原因在于，与制造业相比，这些产业属于劳动集约型，制造业受益于繁荣的出口，这些产业却面临着家庭消费增长停滞。从整体而言，这些产业中生产率低于大企业的中小企业所占比重很大。工资在这些产业是最低的。

再次，不可忽视的日本扩大内需的经验与教训。（1）扩大投资需求的财政政策要防止陷入债务扩张的陷阱。日本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投入始终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扩大。（2）提高非制造业行业的工资最低薪资，并注重提高社会保障，提高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让国民敢于放心花钱。（3）对多重政策目标要有审时度势的权衡取舍。（4）阶段性的“特别减税”做法有参考价值。例如：①在80年代税制改革中，日本个人所得税由原来最高税率70%降至50%，税率的档次由15 档减为6档；②新设配偶者特别减免15万日元，法人税的基本税率由原来的43.3%降至1987年度的42% ，最终降为 37.5% ；③在利息税方面, 从1987年10月起，原则上废除原来的小额储蓄和邮政储蓄的免税制，其利息所得一律20%（小额储蓄利息收入优惠免税仅限65岁以上的老人和母子家庭）；④贴现金融债贴现国债的税率也由现行的16%上升为18%。这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1987年日本减税达1.5万亿日元, 1988年减税达2万亿日元，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日本居民的储蓄率, 鼓励了个人消资, 扩大了国内雷求。（5）加大对新型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思路具有积极意义。（6）扩大内需应纳入中长期战略，并加强对生产领域的调整。 （本文作者系日本高崎经济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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